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谁能谈谈满清时期的文字狱？
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清朝统治者明白自己非正统，终究是武力得来的江山，天下始终不是暴力可以驾驭的。
第一。这就好比一个土豪，即便有钱了，带上大金链子小手表，开着豪车，住着大别墅，但是文化底蕴始终跟不上。
第二。又好比一个人突然小人得志了，就处处打击比他优秀的人。
结论:人越害怕什么就越极力掩盖什么，因为清朝的的统治者自身的不自信，就近乎疯狂的迫害文人，一个清风不识字，何必乱翻书的年代，自然是无法跟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的明代比。
中国每朝每代都会发生文字狱。清朝的文字狱最为盛行，要分析的话只能说当权者内心存在文化自卑感，清朝时满族人入关，对汉族的文字非常敏感，进而化作被迫害妄想症。
清初第一场文字狱是1660年的“张晋彦案”，顺治在其文章里发现一句“将明之才”，认为这话诡谲暧昧难以解释，直接斩首。之后是“庄廷鑨案”，浙江南浔富户庄廷鑨请人修《明史》，在书中发些牢骚，被查继佐告发。庄廷鑨已死，剖棺戮尸。过分的是，庄廷鑨的家人也难逃劫难，抄家，斩首。
雍正时期更过分，开始胡搅蛮缠，北京白云观道士贾士芳奉旨进宫治病，念开场咒语“天地听我主持，鬼神供我驱使”，不料雍正大怒，当场砍了脑袋。
雍正的儿子乾隆，倒没什么文化自卑感，乾隆不但识字，还会写诗。不但会写，量还大。不但量大，还持久。从七岁写到八十八岁。《全唐诗》一共才四万首，根据《四库全书》统计，乾隆个人诗作高达四万三千首。
大臣沈德潜常年为乾隆代笔写诗。死后，家人给他编纪念文集时，稀里糊涂把帮乾隆代笔的诗拿来编进书里。乾隆隐忍不发，1778年终于找到报复机会。这年四月大学士刘罗锅举报说，江苏举人徐述夔诗集《一柱楼诗》有反诗，查！査案时发现沈德潜曾为徐述夔写过序！此时沈德潜已死，于是剖棺戮尸，挫骨扬灰。
还有就是赫赫有名的“清风不识字，何必乱翻书”***。不过“清风”一句是后人演绎，《清实录》记载的大逆不道的诗句比清风还***：“明朝期振翮，一举去清都”。
以上的知识分子都是***，到了后来，不只是***遭殃，满洲正红旗的礼部侍郎世臣，因诗句“霜侵鬓朽叹途穷，应照长安尔我家”惹得乾隆很不高兴，长安是你家？数典忘祖的混账。一脚把世臣踹回了老家黑龙江。
中国古代最大规模的文化洗劫***，不是秦始皇的“焚书坑儒”***，也不是汉朝的“罢黜百家，腰斩杨恽”***，而是清朝乾隆年间制造的焚毁书籍和文字狱案。
在中国上，***、毁书和文字狱，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、汉武帝的罢黜百家，到查禁《史记》、苏轼乌台诗案等，类似的***代有发生，但其规模都远比不上乾隆制造的禁毁书籍和文字狱案。
清代，满族入主中原，屡遭汉族知识分子的***和反抗。为了打击排满情绪，维护清朝的统治，清朝统治者制造了多起文字狱，用以打击迫害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。早在康熙、雍正时代，凡案中查获违禁的“逆书”，都一律予以销毁。但是，这仅限于个别人和个别地区。
到了乾隆三十八年(1773)，乾隆皇帝一方面打着“开四库之馆、求天下之书”的旗号，说是“开四库馆”，为的是编纂《四库全书》，而另一方面则居心叵测地行“寓禁于征”之实，大量禁止和销毁对清朝统治不利的图书典籍，并且在编纂《四库全书》的过程中，以统治者好恶肆意篡改众多诗书文献的内容。乾隆三十九年(1774)八月，乾隆皇帝颁谕各地：
“明季造野史甚多，其间毁誉任意，传闻异词，必有诋触本朝之语，正当及此一番查办，尽行销毁。”
并指示将清洗的重点放在江、浙两省，对江西、福建、广东、湖南等地也不能放松。谕旨下达后，各地督抚奉旨查办，对明末清初之书查禁尤严。当时，访查书籍颇为卖力的有：江西巡抚海成，两三年间毁书即达八千余部；浙江省总计奏缴二十四次，毁书达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；其他各地官员，也竭力苛细搜求。但乾隆皇帝仍不满意，又于乾隆五十七年(1792)再次下谕，要各地严加查禁。
乾隆毁书的另一个特点，是把“寓禁于征”和兴文字狱结合起来。乾隆四十二年，江西王锡侯《字贯》案发，朝廷借机搜访一切违碍书籍，并对查办此案不力的江西巡抚海成治以重罪。一时，各地官员更是细加搜求，把***无限扩大，从开始限于明初的野史、诗文、官员奏章、记事等，扩大到所有的信札笔记、诗文杂著，乃至小说、戏曲和地方志等，并把毁禁的上限上溯至宋元时期。就这样从查办文字狱而大量***、毁书，又从查缴禁毁图书而大兴文字狱，实行大规模的文化洗劫。
乾隆皇帝下令查禁销毁图书的活动持续多年，致使全国大批图书、文献典籍被查封、焚烧，大批犯忌人员惨遭杀戮，并牵连众多无辜。乾隆制造的禁毁书籍和文字狱案，无论从范围、规模看，还是从洗劫后果看，都堪称中国之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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